新《公司法》第五十七条列明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的范围，即“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同时，新《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要求查阅股份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

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公司法》在可查询范围的规定方面，仍是采用列举方式，并未使用“等”类字眼，而实务中，有时股东希望查询、了解的内容会超过法律列举的内容，此亦为常见争议之一。而对于超出法规列明范围的资料，如公司的交易合同、银行流水等内容，股东是否有权要求查阅事宜，虽然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七条曾写明“股东依据公司法（此处公司法指2018年修订版本）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但该条核心仍是进一步明确及保护诉权，对于相关文件的具体可行权边界，没有进一步阐释；而如上文所述，新《公司法》虽然扩展了行权范围，对于文件行权边界同样未做进一步释明。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实务中法院主要观点如下：

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编号为2023-10-2-267-002的案件，法院裁判认为公司章程可以合理扩展股东法定知情权的范围。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而言，公司章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司设立和运作的指导文件，二是对股东权利义务进行规定。其中，股东知情权不仅是股东行使股权的基础，亦是保护股权的重要手段。因此，公司章程对股东知情权的规定亦应得到尊重。从维护诚信角度看，公司章程是股东自愿达成的公司自治规则，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对公司及股东均有约束力。

综上，结合司法判例，对于超过法律规定的部分，因不在股东知情权法定列明的范围内，一般难以获得法院支持，但如该等文件属于法定可查询文件的附属内容，则存在被支持的可能，且如公司章程对股东知情权范围进行了合理扩展，则原则上应按照扩展后的范围确定可查阅内容。

对于股东要求查阅一般知情权范围内的相关资料，是否需要履行向公司书面通知，说明目的等前置程序，法院一般认为《公司法》并未对此规定书面请求的前置程序和正当目的的前提条件，即股东行使该项权利，依法无需审查其查阅目的，也无需书面申请的前置程序。如（2021）辽01民终4312号案件、（2024）苏02民终5286号案件。

但股东是否可以不经向公司提出请求，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京02民终3301号案件中认为：关于股东依据《公司法》（2018版）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提起诉讼是否需要履行必要的前置程序。股东享有该条款规定的知情权，且无需说明理由即可查阅相关文件材料，确定无疑，但对于股东是否可以不经向公司提出请求，径行诉讼，仍需考量相关法益。一是股东知情权范围、行使时间、方式、程序、地点等内容，全体股东或章程可对此作出约定或规定，属于公司自治范畴。根据司法权有限、必要介入公司治理事项原则，股东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前应先向公司提出该项要求。二是从司法救济权本身性质来看，只有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可能受到侵害，才有必要赋予司法救济权。股东未向公司提出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请求，其权利行使是否受阻并不确定，直接赋予其诉讼权利，必要性不足，故股东就知情权寻求司法救济前有必要先向公司提出该项要求。三是如果允许股东径行提起知情权诉讼，在公司同意且实际履行其义务的情形下，可能增加公司管理成本，有损公司利益，也浪费司法资源。基于以上分析，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股东知情权诉讼应履行必要的前置程序。

综上，对于一般知情权范围内的相关文件，股东可直接要求查阅、复制，而无需履行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说明目的等前置程序。但如股东欲就此提出股东知情权诉讼纠纷，仍建议参照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履行相应通知、说明目的等程序。

结合新《公司法》第57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如欲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并在未得到配合情况下欲提起知情权诉讼，则需满足以下前置程序：

（1）已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

（2）查阅请求中已说明查阅目的；

（3）公司拒绝提供查阅。

如未履行前置程序即提起诉讼的，则难以得到法院支持，部分法院可能会直接裁定驳回起诉，如（2021）浙0702民初12701号案件。但即使履行了上述前置程序，在司法实务中仍值得关注下列事项：

1. 关于查阅请求的递交对象

依照法律规定，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即理论上，该申请中写明的收件及实际递送对象均应为公司，较为稳妥的做法为相关申请以公司为函件及收件抬头、递送地址亦应为公司注册或实际办公地址。但笔者亦注意到，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股东向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公司主要工作人员提出申请，也可被视为已履行了该前置程序，具体如下，不过此等判决仍为个案，笔者认为视每个公司情况不同，仍会存在争议可能，需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2. 关于通知形式的认定标准

新《公司法》第57条第二款要求股东需通过书面的形式向公司提出查询请求，如未采用书面形式，则无法构成有效申请，但对于“书面”形式的范畴，不同法院存在不同理解。

例如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在（2021）湘0721民初616号案件中，认为原告系采用手机短信息发送查阅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方式。因此认定原告没有向被告提出要求查阅相关资料的书面请求，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而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4）粤01民终33170号案件中则认为法律设置股东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前置程序的目的在于鼓励股东通过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解决纠纷，在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时寻求司法介入。股东通过微信方式提出申请，也可视为已履行了向公司提出申请的前置程序。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则在（2021）湘07民终2538号案件中，认可股东在无法按照正常程序向公司送达书面申请，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其以短信的方式向公司申请查阅公司账簿，应视为其已书面提交申请，另股东向法院起诉要求查阅公司账簿，法院将起诉状送达到公司时也可视为其已提交书面申请。

但综合目前案例，出于避免不必要争议的考虑，笔者仍建议以书面函件的方式发送查阅请求。

3. 如股东未明确查阅目的，存在法院不予支持查阅情况的风险

上述新《公司法》第57条第二款规定的前置程序要求股东提出申请时，需同步明确查阅的目的，以便公司判断股东申请查阅、复制相关资料是否存在不正当目的。如未明确查阅目的，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认为股东未履行该等前置程序，从而对股东的诉请不予支持，例如：

注1：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亦维持原判，驳回了股东的上诉请求。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股东提出的查阅目的，如公司有证据证明股东存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八条列明的情形之一的，法院存在认定股东存在不正当目的，进而不予支持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请求的情况，例如：

4. 法院认定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形式不限于明示拒绝，公司未回复或提供查阅的资料不符合要求，亦可被认定为拒绝提供查阅

综合近年判例，法院在认定公司是否存在拒绝提供查阅的情形时并不仅局限于公司明确拒绝的方式，如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回复，也未安排股东查阅，或虽提供了资料，但不符合查阅的要求，也可能被认定为系公司拒绝股东查阅。例如：

新《公司法》第57条第五款，仅规定股东可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相关资料行使第五十七条项下查阅权利，但如公司本身存在多级子公司且每级均为全资持股，则该权利是否可进一步穿透至更下层的子公司？对此，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理解与适用》中也只提出“本次知情权穿透行使对象仅适用于全资子公司，对于相对控股、绝对控股的子公司不应作扩大解释”，而未对具体穿透层级限制进行进一步阐释，目前笔者也未检索到此问题的相关案例。

但结合条文，从条款文字表述来看，该条款写明系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享有权利，从字面含义上，并不包含公司下级子公司的子公司，且如该权利可无限向下穿透，则将涉及多层股东关系及相对应的股东权利影响，实践中操作难度较大，且从上述最高院的理解及适用来看，最高院对法规条文的扩大化解释亦持审慎态度，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该条款不能穿透适用于公司的二级甚至更下层子公司。

虽然新《公司法》五十七条第五款规定了股东知情权的穿透适用，但如希望行使查阅权的股东及拟查阅资料的全资子公司均为境内企业，但位于中间层的“公司”为境外公司，此情况下还能否适用该款规定？

对此，虽然笔者未检索到类似判例，但在笔者代理的一起股东知情权案件中，行使查阅权的股东为境内自然人，其为一香港公司A的股东，希望查阅该香港公司在中国大陆境内所设全资子公司的资料。对于该股东的主张，笔者作为境内公司一方代理律师，向法院提出一观点，即新《公司法》第2条已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在本案公司A为香港公司的情况下，其并不属于《公司法》的适用范围，对于该股东是否有权查阅公司A下属公司资料，应按照公司A的章程及香港法律规定予以判断，不应直接适用《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五款。笔者的观点最终得到了一审法院的完全认可，并驳回了原告股东的诉请。

其后原告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亦认为“就该股东作为香港设立的A公司股东、董事，能否适用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A公司全资子公司行使知情权的问题。该股东以股东、董事身份向公司全资子公司行使知情权，应首先根据公司《章程细则》以及香港地区《公司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行使权利。该股东作为公司股东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行使知情权，在未按照所在公司《章程细则》以及香港地区《公司条例》依法行使权利的前提下，不符合股东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行使知情权的法定条件”，进而维持了一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