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制改革的本质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强化市场约束和法治约束。同样的，监管部门在将选择权交给市场的同时，也在压实发行人的信息披露第一责任和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责任。在此背景下，作为“看门人”之一的证券律师，如何在提供证券法律服务过程中做好执业风险防范工作，本文拟立足于注册制下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执业规范新要求，结合2022年度证券行业违法违规及行政处罚案例情况，提出如下探讨建议。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长期以来主要依据《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三大规则，自股票发行注册制试点落地以来，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业务执业细则》（“《律所执业细则》”）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陆续发布，就证券律师的执业规范及注意要点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2019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并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这一举措意味着我国证券发行由“核准制”向“注册制”的改革正在加快步伐。股票发行由“核准制”向“注册制”的转变，其核心要求在于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及风险提示，注重事前信息披露及事后监管。证券服务中介机构作为主要的“看门人”，也需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而律师事务所作为证券服务的三大中介机构之一，也面临着新的责任要求。

此次《证券法》的修订，直接明确了律师事务所作为证券服务机构的身份，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律师事务所作为证券服务机构应承担的责任。《证券法》第二百一十三条就原证券法证券服务机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直接上调至“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补充了关于没有业务收入的处罚标准和原则。针对直接责任人员，处罚金额上限也从“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上调至“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法》第二百一十四条也延续了前述修订的核心要点，进一步压实了证券服务机构和直接责任人需承担的责任。

2020年是启动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快步前进的一年，从部分地区试点向全国推行，信息披露监管愈发体现其重要性，证券服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的“看门人”地位不断凸显的同时，责任也在不断增大。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作为法律的实践者，既受托于公司为公司提供证券法律服务，同时又需严格履行监管部门要求，如何在两者交互的关系中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在强监管、重责任的背景下做到义务与责任相匹配，是“注册制”改革下需要重点关注事项。

2022年1月28日，中国证监会、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发布了《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业务执业细则》。在全面推动证券发行注册制的背景下，《律所执业细则》的发布对于提升律师的执业能力、强化律师的责任要求、明确律师的查验事项范围和勤勉尽责标准、督促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归位尽责等方面，具有积极且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律所执业细则》对特别注意义务和一般注意义务的划分系围绕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专业展开。对于专业范围内的境内法律事项，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应当给予相对高的关注程度，充分、妥善、全面地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即履行特别注意义务；对于专业范围外的财务、会计、评估等非法律事项，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可以给予相对低的关注程度，进行适当程度的审慎核查，即履行一般注意义务。此外，《律所执业细则》第四条首次明确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对于保荐机构、其他证券服务机构的基础工作及专业意见合理信赖的相关具体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022年是全面推进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关键年，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对作为“看门人”的证券中介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应当充分运用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进行查验，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为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执业细则》的适时出台，进一步明确了证券律师的职责范围，明晰其勤勉尽责的标准，督促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归位尽责，压实证券律师的责任，更好地促使律师发挥资本市场“看门人”的作用，为全面实行证券发行注册制奠定良好基础。

2023年2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充分总结了试点注册制成功经验基础，吸收了试点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增加制度包容性、明确并压实市场主体责任、加大处罚力度等成功经验。规范主板、科创板、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活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首发注册管理办法》总则强调，证券服务机构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制定的监管规则、业务规则和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建立并保持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审慎履行职责，作出专业判断与认定，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相关执业人员应当对与本专业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特别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履行普通注意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证券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从事证券服务应当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监督管理，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报送或披露相关资料、信息，并保证其提供、报送或披露的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妥善保存客户委托文件、核查和验证资料、工作底稿以及与质量控制、内部管理、业务经营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2023年是全面实行证券发行注册制的起始之年，全面注册制下，深化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理念在相关规定中被多次强调，针对证券服务机构，其需承担的责任在不断提高，所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也在不断上升。因此，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在提供证券法律服务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业务本身风险，也需时刻关注监管政策的变化及新要求，做好法律服务过程中“需披露信息”的核查和披露工作，力争出具的文件、发表的意见真实、准确、完整。

根据中国证监会2022年8月16日发布的《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40号），就L所证券法律服务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证监会依法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向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认为L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存在虚假记载、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

就L所未勤勉尽责，证监会认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L所未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审慎履行核查和验证义务；

2）L所在进行核查和验证前未编制查验计划，也未履行内部讨论及复核等法定业务程序；

3）L所未按规定保存工作底稿，法律意见书中的结论性意见缺乏底稿资料支持；

4）L所主办律师冒用他人名义在法律意见书上签字；

5）L所缺乏完善的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

从本案中可以看出，就L所处罚事项，证监会主要从“内”“外”两个维度分别进行论述。对外，L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存在虚假记载，没有如实反映法律服务对象的真实信息情况，证监会认为，法律意见书是投资者获取发行人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更是监管部门发行核准的重要基础，即使是法律意见书中关于发行人财务状况的承诺表述，仍具有公示效力，除非当事人能够提出证据证明其已经勤勉尽责，否则应对其法律意见承担责任。对内，L所律师执业过程中，存在违反执业规则的情形、未审慎履行核查义务、留存底稿、所内缺少风险控制和管理措施等，未严格压实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责任。

1、信息披露标准提高

本次全面注册制的推行，特别突出了信息披露内容的重要性原则。申请股票首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则应当依法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进行核查把关[3]。律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及相关人员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招股说明书不因引用其所出具的专业意见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法律意见书的披露中，律师事务所应当对信息披露内容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专业上的考量，而非只是对发行人需要披露信息内容的简单罗列。关于重要性水平的确定依据，需要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及所处行业情况，并基于是否需要特别提请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注意的角度出发，合理确定重要性水平的判断依据，在出具法律意见书时做到有的放矢，既能够全盘兼顾项目风险，又能够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2、信息披露责任增大

中介机构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出审查和判断，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上市公司质量，更关系到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在全面注册制背景下，中介机构的责任前移，发行上市申请文件由受理即担责调整为申报即担责，即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中介机构及其责任人员，自注册申请文件申报之日起即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于此前常见的“随意撤单”“带病闯关”等现象，监管部门将严肃处理，决不允许一撤了之。这使得中介机构的把关责任前移，进一步压实了中介机构责任，对中介机构业务水平和执业质量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证券律师的执业风险也相应扩大。律师事务所作为证券服务机构之一，同样需根据职责范围、业务所得等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主体责任强化

根据2023年2月1日《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答记者问》，全面注册制后在放管结合方面的总体思路是，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在“放”的同时加大“管”的力度，督促各市场主体归位尽职，营造良好市场生态。在完善监管和执法方面，在前端，坚守板块定位，加大发行上市全链条监管力度，压实发行人、中介机构、交易所等各层面责任，严格审核，严把上市公司质量关。[4]由核准制到注册制的转变，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的角色发生变动，中介机构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注册制保留了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必要的资格条件、合规条件，将核准制下的实质性门槛尽可能转化为信息披露要求，监管部门不再对企业的投资价值作出判断，坚持贯彻“申报即担责”的原则。[5]在这种机制下，投资者对于企业的投资价值判断将更加依赖于中介机构出具的相关文件。因此，只有强化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并形成一定的震慑作用，才能保证全面注册制下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

2、现场检查督导

2021年1月29日，证监会出台《首发企业现场检查规定》，该规定一经发布即引发了大面积撤材料的情况。全面注册制规则发布后，为配合制度改革落地，证监系统开始修订IPO项目的现场检查及现场督导规则，压严中介机构责任，针对“一查就撤”的项目和保荐机构，坚持一查到底，按照申报即担责的原则，坚决遏制带有侥幸心理的“带病闯关”等现象。现场检查是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制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的重要手段。在全面注册制的背景下，审核效率有所提高，但监管部门实质性判断有所减少，开展IPO现场检查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现场检查能够加强流程把控，督促中介机构严格把握申报时点与申报质量，同时更加直接地发现中介机构执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加大对现场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处罚力度，不断提升中介机构的执业水平和守法合规意识。

1、资本市场看门人

根据资本市场看门人理论，资本市场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限制，而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证券中介机构凭借其专业能力，对发行证券开展全面的调查，将不合格的发行人阻挡于资本市场之外，以其自身声誉和专业能力为投资者提供筛选和认证功能，减少投资者的信息劣势，进而推进整个资本市场合法有序的长远发展。[6]在整个资本市场的运作体系中，各中介机构各司其职，基于其自身的专业能力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作用。然而，相对于发行人而言，中介机构始终是独立于发行人之外的第三方机构，其对于发行人的了解主要基于发行人向其披露的信息，中介机构对于发行人也只能提供一种“高水平”的“合理保证”。“看门人”理论抬高了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对中介机构作用的期望，这种期望是不切合实际的，中介机构的职责是“看门”，但监管者和社会公众并不考虑其平均收费是否可以让其完成他们被期望的任务，而一旦中介机构达不到该期望，就会有严厉的惩罚，中介机构难以承受如此之重。[7]

2、发行人的受托服务机构

证券律师在企业发行上市过程中，可以作为发行人律师，通过对发行人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为证券的发行、上市和交易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或作为券商律师，出具验证笔录，开展尽调访谈等工作；或作为专业机构，为发行人某一领域事项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凡此种种身份，律师事务所都是发行人的受托服务机构，收取发行人支付的服务费，为发行人上市提供专业服务。法律人天生与正义为伍，法律职业内在地包含正义价值，但法律人并不能以追求正义作为直接的生存依靠，当正义、职责与利益在现实中真正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抉择。归根结底，中介机构是商人而不是公共机构或公益组织，仅仅基于这份职业的特性就要求其始终以公共利益为先是不切实际的，我们的理论和法律制度还没有为这样的以公共利益为先但其收入又不来源于财政拨款或公益捐赠的所谓的“公共利益的看门人”做好准备。[8]

鲁彬律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鲁律师的主要业务领域为公司境内外上市、投融资、并购重组、企业合规等证券及资本市场法律服务。

在公司上市及证券发行领域，鲁律师为包括新媒体、新材料、医疗医药等多家公司成功IPO项目提供法律服务。在投融资领域，为客户投融资交易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协助公司完成投资事项及投资后管理工作。在企业合规领域，为多家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的方案设计、实施、调整等全程工作提供法律支持。

周颖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获法律硕士学位。周颖的主要业务领域为公司境内外上市、投融资、并购重组、企业合规等证券及资本市场法律服务。

在公司上市及证券发行领域，周颖为包括新媒体、互联网、医疗医药等公司IPO项目提供法律服务。在投融资领域，为客户投融资交易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协助公司完成投资事项及投资后管理工作。在企业合规领域，为多家国企、事业单位及业内龙头企业提供常年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