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理工大学「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何志辉副教授要编辑出版一套关于香港法律研究的文集，并查到了1986年我在我的恩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名下攻读研究生时在《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关于开展香港法相关研究的文章（见本书附录）。何教授认为这篇文章是内地相关领域中最早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并拟作为「开山之作」收入他编辑的一部文集。随后他辗转通过张晋藩教授和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原院长陈弘毅教授和我取得了联系。在此机遇下，何教授又进一步认为我近三十年前完成的剑桥大学法学博士论文有值得翻译出版的价值。

我当年完成博士论文之时，也有出版成书之想，但因后来走上了事务繁杂的律师执业之路，为「五斗米而折腰」，有关设想早已束之高阁。但在离开法律学术研究领域，于执业律师行业打拼了三十多年，并即将进入半退休阶段之时，何教授「慧眼亅识「英雄」，把拙作从故纸堆中挖掘出来，并欲公诸于世，发挥「余热」，让我十分惊喜，甚有「枯木逢春」之感。因此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并授权他协助翻译出版我的博士论文。有幸在何教授的安排下，他的高足、留学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扈一丁同学愿意贡献宝贵的时间，开始了辛苦的翻译工作。

坦白说，由于时间久远，一些相关内容和现实有些脱节，加之学术论文翻译比较枯燥，因此，我对于相关翻译的品质及有关工作能否顺利完成是有担心的。然而，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一丁同学就拿出了初稿。我得到初稿并浏览后，感觉比我预期的要好很多。一些我认为不好翻译的章节，以及一些比较繁杂的学术探讨章节，一丁同学的翻译稿都做了很好的处理，并超出我的预料而交出了令人满意的功课。随之何教授又亲自花费大量时间，数次和我共同审阅校对译稿，于是「丑媳妇」已经可以见「公婆」，我的面前已经有一个可以交到出版社的翻译稿了。

译稿杀青后，何教授联系陈弘毅教授，请其拨冗为译稿出版作序。回想当年，为了更好地完成与香港有关的博士论文，我在剑桥导师福赛斯教授（Prof. Christopher Forsyth）的支持下，与时任香港大学法学院院长威斯莱-史密斯教授（Prof. Peter Wesley-Smith）和时任香港大学法律系主任瓦克斯教授（Prof. Raymond Wacks）取得了联系，并受邀返港，以港大法学院客座学者身份在港大开展了与我剑桥博士论文相关的研究。在此期间，陈弘毅教授以港大法学院第一位华人教师的资历接任了法学院院长，我也有幸在张晋藩教授的推荐下，被瓦克斯教授和陈弘毅教授正式聘请，兼职担任了港大法学院中国法律研究和教学助理，从而有幸「名留史册」，成为港大法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内地背景并正式获得教职的「港漂」。港大的史密斯教授、瓦克斯教授和陈弘毅教授当时对我多有指教，同时对我在学术研究、签证、住宿等方面提供了巨大的支援。最近，张晋藩先生又在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之际，以95岁高龄为本书题写书名；同时陈弘毅教授又同意亲自为拙作中文版作序，这些都是我的荣幸！因此，对于张晋藩教授、史密斯教授、瓦克斯教授和陈弘毅教授，我要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我也要对何志辉老师以及一丁同学由衷地表示感谢。另外，在拙作中文版出版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香港商务印书馆毛永波先生及其同仁，以及我的师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朱勇教授，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曾瀞漪女士等朋友的大力支持，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藉此机会，我还想再做几点解释：

第一，由于我的博士论文成文于香港回归前，二、三十年过去了，很多情况已有变化，例如第一章第三部分第（二）节提及「现行香港商法」是指九十年代初期的香港商法，所以相关的研究也是基于九十年代的情况开展的。

第二，港英政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回归过渡时期的后半段一项繁重的工作，就是将大量之前经「英国法律适用条例」或枢密院令应用香港的英国法律用香港本地立法替换。比如，香港的专利权版权法律均在1997年7月1日前用香港本地立法替换。所以，本书所涉及的各项研究也是基于有关法律被替换前的情况而开展的。

第三，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也对很多法律进行了修订。比如，本书大量引用的《香港公司条例》（LHK Cap. 32）已于2012年被大幅修订，当年的《香港公司条例》已改成《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等相关法律，而新的条例已不是32章而是622章。再如，本书多次涉及的《香港上市规则》，也已有大量修订。所以，读者在阅读时对于相关的研究所引述的法规年份和版本也需有所注意。

第四，本书第五章第三部分第（六）节提及香港翻译《条例》为中文的工程，并认为「可能太雄心勃勃了」。但事实上，该工程始于1987年，1997年6月30日前已完成，所有之前以英文制定的法例都有了中文版本，对此可参见《法定语文条例》（香港法例第5章，1997年6月30日版，第4A至4D条）。所以，我在撰写论文时的判断过于「悲观」，并被事实否定了。

第五，本书第五章第三部分第（三）节指出了「法律体系」对内地法律参考「香港商法」的局限，比如参考同为成文法的香港《公司条例》时，因与大陆法系的公司法概念不同，香港特区公司法的形式与内地传统的立法形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只能吸收个别要素。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本可更加丰富和深入，但是由于篇幅和自己水平所限，当时都无法展开，以致很多部分都十分青涩，分析推理甚为粗浅，因此也使本书留下了遗憾，只有留待适当的机会，或由其他有兴趣继续相关研究的人士再去弥补了。

综上所述，虽有遗憾，但是有关的课题是比较宏观的，相应的法律现象——我称之为「普通法的远征」——香港商法对内地商法的影响仍在现实中不断地发展，因此我认为从历史与现实、学术和实用等方面考虑，有关课题仍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如果通过这次本人剑桥大学法学博士论文中文版的出版引起一些学术界和法律业界的兴趣，甚至能有专家学者对九七回归后相应的法律发展做些更深入、更细致地研究，同时对内地和香港的社会及经济发展作出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贡献，那就更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