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意见》第三条规定：“第三方机制适用于公司、企业等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案件，既包括公司、企业等实施的单位犯罪案件，也包括公司、企业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人员、关键技术人员等实施的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犯罪案件。”由此，适用第三方机制的主体，既包括公司、企业，也包括这些单位的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人员及关键技术人员。适用的犯罪类型，则是上述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案件。此外，《指导意见》第十九条规定：“纪检监察机关认为涉嫌行贿的企业符合企业合规试点以及第三方机制适用条件，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参照适用本指导意见。”可见，企业涉嫌行贿犯罪的，也有可能适用合规试点与第三方机制。

首先，就主体而言，对于公司、企业等单位，该条并未限定为国有或民营企业，由此则可能既包括国有、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也包括纯粹的民营企业。其次，就犯罪类型而言，只能是生产经营中涉及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而不是与生产经营无关的犯罪。在刑法分则规定的十大类刑事犯罪中，经济犯罪通常是指第三章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然而在最高检本次公布的四个典型案例中，分别涉及污染环境罪、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及串通投标罪。其中后三个罪名均为刑法分则第三章里面所规定的犯罪，而第一个罪名则属于刑法分则第六章规定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可见，《指导意见》所指经济犯罪，是否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罪名并不是唯一的标准，而主要是看是否与生产经营相关。至于职务犯罪，此前的司法实践通常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之便实施的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罪以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在此处，应当是生产经营中涉及的贪污贿赂犯罪。同时，因为《指导意见》对这类职务犯罪并未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此处应当也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涉及的职务侵占犯罪及商业贿赂犯罪。

目前从公开途径查询到的信息可以看到，关于合规机制的适用主体和适用的犯罪类型，在试点的检察机关中也有类似规定。比如辽宁省检察院与其他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辽宁意见》”）第4条第2款规定：“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既适用于单位犯罪案件，也适用于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关键技术人员等重要生产经营人员与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个人犯罪案件。”而对于犯罪类型，《辽宁意见》虽然并未像《指导意见》那样作出概括性规定，但在其合规计划的考察部分，提到了多类犯罪，包括污染环境罪、破坏自然资源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走私犯罪、银行保险企业犯罪、地方金融组织犯罪、税收犯罪、商业贿赂、扰乱市场秩序犯罪等。因此，从《辽宁意见》规定来看，可以适用合规机制的涉企犯罪，基本上也是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

《指导意见》第四条至第五条明确了第三方机制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不适用条件。其中第四条从正面列举了可以适用合规试点和第三方机制的条件，即：认罪认罚；承诺建立或完善合规制度，具备启动第三方机制的基本条件；自愿适用第三方机制。第五条则从反面排除了不能适用企业合规试点及第三方机制的情形，包括：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企业的；公司、企业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公司、企业人员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的；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其他不宜适用的情形。

《辽宁意见》也对适用条件和不适用条件分别从正反两方面作出规定。对于不适用条件，《辽宁意见》比《指导意见》更具体，除了涉及国家安全、恐怖活动以外，还明确毒品、虚开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涉黑涉恶犯罪也不适用。此外，未经国家或省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或金融活动，给群众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应当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造成人员伤亡的；社会负面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涉罪企业以犯罪所得作为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的以及涉罪企业不接受合规考察的等，均不适用。

《指导意见》第一条在对第三方机制定义时指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涉企犯罪案件时，对符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适用条件的，交由第三方机制管委会选任组成的第三方组织，对涉案企业的合规承诺进行调查、评估、监督和考察，考察结果作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案件重要参考的制度。”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办理案件的检察机关，是决定涉案企业是否适用合规试点的机构，但对于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后的调查、评估、监督和考察，则交由第三方组织进行，考察结果将作为检察机关处理案件的重要参考依据。可见，根据《指导意见》，在合规试点和考察的整个过程中，检察机关从头至尾起主导作用。

对此，《辽宁意见》和《指导意见》略有不同。根据《辽宁意见》第8条，首先，只有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均认为可以适用合规考察机制的，才能适用，否则检察机关应按照一般刑事案件处理程序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而且根据第4条，检察机关会同行政机关，指导企业提出合规计划。其次，第9条规定：“企业合规的考察由检察机关会同有关行政监管机关共同进行。”最后，根据第四条：“在考察期结束后，检察机关将综合考虑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合规计划完成情况、行政机关意见等因素，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可见，根据《辽宁意见》，涉案企业是否适用合规机制、合规计划的提出以及考察，均由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一起决定和进行，在最终是否提起公诉时，检察机关也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行政机关意见后决定。

《指导意见》第十一条指出：“涉案企业提交的合规计划，主要围绕与企业涉嫌犯罪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规章制度、人员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可行的合规管理规范，构建有效的合规组织体系，健全合规风险防范报告机制，弥补企业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漏洞，防止再次发生相同或者类似的违法犯罪。”同时第十二条规定：“第三方组织应当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可行性、有效性与全面性进行审查，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涉案企业承诺履行的期限，确定合规考察期限。”可见合规计划及其实施情况，实际上也是合规计划实施后的主要考察内容与标准。

《辽宁意见》对合规计划的内容也有规定，即“合规计划应针对企业涉嫌的罪名，对于引发犯罪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规章制度、人员培训等问题和漏洞进行全面梳理，通过制定完备的合规管理规范、构建有效的合规组织体系、健全合规风险防范及违规应对机制等方式，在制度上有效防止犯罪再次发生。”而对于合规计划实施后的考察，则由检察机关根据不同的犯罪类型，会同有关行政机关，针对涉案企业罪名可能涉及的特定内容，进行特定的评价。

关于合规整改后的考察期限，《指导意见》第十二条仅规定“第三方组织——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涉案企业承诺履行的期限，确定合规考察期限。”

《辽宁意见》则规定“对涉罪企业的合规考察期为三个月以上五个月以下，自检察机关作出合规考察决定之日起计算。”而现有的合规试点中，也有的规定合规考察期在两年以下，比如浙江舟山检察院。

关于适用合规机制可以获得的激励，《指导意见》十四条规定，在合规机制实施过程中有不批捕、变更强制措施等，合规考察通过后则有不起诉、提出量刑建议以及检察建议和检察意见等。

而《辽宁意见》则规定在适用合规计划的开始，对于涉案企业的责任人员可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设备、技术资料等，则可以变更为解除查封、扣押、解冻等，以便涉案企业顺利执行合规计划，而在合规考察期通过后，则可以作为涉案企业和责任人员不起诉、从轻或减轻刑罚的依据。